[47]参见范进学：《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之问题辨析》，载《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8期，第68页。

同时欧洲的自由竞争必须由欧洲的团结一致来平衡。这一原则不仅出现在国际劳工组织的章程中，而且催生了一份建议书（2002）和国际劳工组织的两份官方声明（2008;2019）。

近年结合对我国宪法上基本制度的分析，将社会主义宪法视为当代中国国家建设根本框架的研究努力，参见常安：社会主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1947-1965），《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第111-132页。时至今日在欧陆语境下，国家保护社会的方式已经从传统的提供公共服务，细化到具体地保护、支持社会生活中关键主体：劳动者、社会组织与中小企业，以及为这样的保护提供底线伦理，即经济生活中弱者需要扶持与援助。迄今为止这一理念依然是法国国内立法上这一术语的核心含义。[60]2015年联合国大会为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设立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社会团结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创造了重要契机。欧陆历史上的欧洲团结语词最早出现在1815年神圣同盟在欧洲大陆寻求政治秩序的过程当中，然而因为历史局限，这一语词在当时意在维护宗教秩序与君主制，具备极端保守的价值取向。

[33]现有研究在规范立场上对狄骥的公法学说已经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其次，如果将比较法比作一面镜子，挖掘欧陆公法上典型的团结语词也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我国现行宪法，以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究：真正决定宪法解释的那些价值为何依然沉默地栖身在这部社会主义宪法之中。第二，在释法技术的可能限度内，法院有权进行合宪性解释，[39]当然，事实上也一直在个案之中进行着合宪性解释。

早在1980年代中期，龚祥瑞先生在其《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一书中，对具体审查的概念作了简洁的阐述：他把西方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分为普通法院审查制度和宪法法院审查制度，而在宪法法院的审查形式之中，就包含有具体审查——他称之为通过审理具体案件，对有关的法律、法令进行审查，并在判决书上宣布有关法律法令是否符合宪法。这一地位表明，法院不能回避作出审判，因为审判不止是法院的权力，也是职责。参见肖蔚云：《宪法是审判工作的根本法律依据》，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3期，第3页。抽离了法律适用的具体情境，合宪或违宪的争议并不经常发生，抽象审查的工作就算不致于无米下锅，也基本上停留于年度打卡。

再将宪法规范考虑进来，可知，如果审判机关的规范选择权不被另行剥夺、限制的话，则必然有一定类型、一定数量的案件，是以宪法规范的适用为结局的。过去这几年，随着备案审查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加速，其作为合宪性审查的一种程序落脚点的意义，在更广范围内得到了认可与重视。

[16]韩大元教授较早地对完善我国宪法解释程序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于2009年就撰文介绍了其设想中的《宪法解释程序法》的主要内容与框架。[9]参见董和平：《废止齐案批复是宪法适用的理性回归——兼论宪法司法化的理论之非与实践之误》，载《法学》2009年第3期，第15页。从程序建设方面来看，合宪性审查的推进，仍需一些系统性、高位阶的规范支持，以便在《宪法》、《立法法》等所确立的初步框架之内作充分的制度填充，从而让审查工作切实可行。上述分析表明，具体审查制度化的阻碍不在于任何坚实融贯的宪法理论，而在于某些权宜性质的政策安排，或是未加深究的观念误区，打破这些阻碍，完全不必伤筋动骨地从事宪制改造，只会更加提升宪法权威。

可见，当前宪法监督的初步框架，笼统而言，并不禁止诉讼程序向审查机关转呈违宪争议，但具体而言，也并无唾手可得、简便易行的操作手册。[50]钱宁峰博士称之为为了控制这种立法冲动带来的弊端，建立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本文认为，在具体审查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没有遭遇任何源于机构属性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违宪审查机关（这里尤其指集中审查机关）也不得不接受与司法机关分享作为宪法守护者的角色。

[23]与此相反，具体审查的背后是真实的、具体的争议，法规范的违宪嫌疑（如果有的话）可以被清晰呈现，因此也是难以回避的。第二，备案审查制度在当前的建构思路，是否能够与具体审查的核心要素协调起来，仍有待观察。

[29]具体审查程序的极度活跃，也表明了意大利的普通法院在宪法审查的整体格局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无怪乎一直以来都有观点认为，意大利的合宪性审查更应当被归类为一个介于集中审查与分散审查之间的中间模式。[18]胡锦光教授正是在办理具体案件这层意义上将这种程序启动类型称为具体的案件审查。

参见黄明涛：《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与香港普通法传统互动中的释法模式——以香港特区庄丰源案规则为对象》，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2期，第79页。郑磊教授指出，在这种多系统结构中，合宪性审查是唯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行使之职权，如何发挥合宪性审查……的核心枢纽作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备案审查制度中的主导地位……的核心问题，也是……能否基于备案审查为展开事后的合宪性审查‘踢好临门一脚而应做好的制度储备。就此而言，作为法的宪法与其他部门法并无本质不同。但正如谢宇博士在十年之后所总结的，宪法司法化的概念在当年已被严重泛化。合宪性疑虑主要来自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或专门法院。所以，本文有必要对制度空间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19]诚如开篇所述，具体审查仍然缺乏在地化的充分讨论，以上各要素所反映的是一个并不宽广的共识面，其是否可以组合而为真正可行的具体审查之方案和实践，此时此刻，不宜盲目乐观。在制度建构的意义上，首先需要澄清一下，现时的规范禁令究竟是什么？ 1.人民法院——被禁锢的裁判过程 对于我国的法院来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体合宪性审查制度，非常寄托于其积极而稳健的参与。

然而，这种称呼及其背后的认知方式，根本就是一个混沌的误解——仅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的某一类型权力来整体上定义这个机关的属性（nature），然而，它分明还拥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权力。某种意义上说，成功的合宪性解释就是一次多赢的操作：立法机关的权威免于被正面挑战、宪法的最高位阶得到总体维护、法律适用的完整过程仍由司法机关来掌控。

[81]具体制度设想可以参见黄明涛：《最高人民法院与具体审查——合宪性审查要求权的制度建构》，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第69页。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123页。

理论界的反应比之于前一个时期，要成熟很多，出现了更多集中于程序设计的研究成果，包括：（1）具体审查的程序机制与相关要素。实际情况是，各国宪法法院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具体审查之中。[64]主观认知不等于外部处分。[34]范进学教授认为，如果相关宪法条款字义清楚、明白而无异议，具有公理性，不必作字词含义的解释，则法院可以作非解释性宪法适用，这可以避开当前关于法院权限的全部争议或风险。

但如上所述，这种可行性仍旧依赖于、受制于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化程度及其实践状况，孱弱的合宪性审查会是合宪性解释的制度瓶颈，因此，合宪性解释终究不能替代应当由具体审查来扮演的角色。这是指，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法院是专门化的、独享审判权的国家机关。

[16] 本文认为，关于我国合宪性审查框架中的具体审查要素，当前已经形成如下理论共识：（1）严格意义的审查权，是指能够对违宪的法规范之效力作一般处分的权力，这一制度化的权力（institutionalized power）为全国人大常委会[17]所享有，审判机关不享有这项权力。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第27页。

第二阶段，是刚性处分之前的审议，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对于撤销违宪规范的议案的审议。[33]参见谢宇：《宪法司法化理论与制度生命力的重塑》，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7期，第75-76页。

新设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也被普遍认为将在人大常委会的统一领导之下，借由法工委等工作机构的支持与配合，承担相应的具体职责。迄至目前，具体审查作为合宪性审查的基本类型之一，尚未在我国宪制框架内获得清晰的制度呈现，甚至也未能具体地、基于国别特性地展开充分探讨。[82]胡锦光：《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主体资格的理念》，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33页。参见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38页。

但是，因为这篇文章语气严厉而郑重地论述了现行宪法规定的宪法适用体制，影响力很大，所以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个体制是不是对于我国八二宪制之下宪法监督本质规范的精准理解。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备案审查制度的历史缘起，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体制持续发展的需要，即八二宪制之下的授权立法（包括行政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对其予以立法控制的迫切需求。

[47]参见范进学：《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之问题辨析》，载《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8期，第68页。[63]胡锦光、王书成：《论穷尽法律救济原则之存在逻辑》，载《中州学刊》2008年第1期，第106页。

[36]因此，需要细致拷问的是，法院面对系争法规范与宪法规范的冲突时，可以怎样处理，才可算是恰当履行了宪法实施义务。[46]笔者认为，这里隐含了一些疑问有待解决：除备案审查这个主要平台以外，事后合宪性审查的其他平台是什么？审查程序结构的同构性是指两者共用若干程序环节，还是两者之间有制度上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本文主张，在最低限度上，合宪性审查一定是指以宪法规范为审查基准的审查。